[吉隆坡]雪華堂80風雨路

Rainforest

轉載自中國報
原文網址：雪華堂80風雨路
報導：高哲


先賢出錢出力
雪華堂12年始建竣


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的誕生，是一段艱苦周折，費時曠日的過程，甚至面對難產的危機，僥倖的，最后仍順利成立。




這座白色建築物，屹立在吉隆坡茨廠街尾端的馬哈拉惹麗拉路（Jalan Maharajalela，舊稱美芝路）街頭，隔著一條極之繁忙的大馬路，與陳氏書院遙遙相對。


這些年來飽經風雨，仍無損其典雅、大方及穩重的外觀。


雖說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創建大會堂的構思，卻可追溯到更早以前。


唯，由于史料記錄的缺乏，真正的年份已不可考，只知是陸祐、張郁才和朱嘉炳等先賢提議建立一個華人最高領導機構。


有關提議提出后，陸佑聯合當時的吉隆坡甲必丹葉觀盛向政府申請建堂地段。


大會堂的所在，原是錫礦總局，陸佑建議將它改建為華人大會堂，並認為一旦完成，錫礦局及中華商會這兩個機構都可以在此辦公。


談到大會堂的構思，已故朱嘉炳曾回憶說：「中華大會堂未建之前，有人主張將當日所有僑團與鄉會之組織取消，獨建一華人總機構，俾由小團結而變成一大團結；后因環境不許，延擱一個時期。旋由陸佑、張郁才二君及本人等，發起建築中華大會堂，當時陸君慨捐五萬元為之倡，隨向政府請領地段，準備進行……。」


「廿世紀一、二十年代，雪蘭莪華族人口逾十萬。吉隆坡為馬來聯邦首府，已成為半島的政治中心，商業繁盛之區，南北交通樞紐。當時已有不少地緣、血緣和業緣組織，但缺乏一個統一最高領導機構。」李業霖撰寫的陸佑傳記《陸佑──悠悠百世功，矻矻當年苦》一書有這樣一段，有助于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


為了使大會堂早日落成，陸佑率先認捐五萬元，如此拋磚引玉，果然獲得熱烈響應，認捐者眾多。


不過，由于未曾向土地官註冊，在葉觀盛去世后，該塊申請的地段呀蘭被批銷，陸佑得知，即刻向政府討回土地，為保管業權，他將該地段受托于朱嘉炳、張郁才和劉良顏三人。


這一過程耽誤了工程進展，再加上土產落價，認捐難收，導致大會堂的承建未能在短期內落實。


其后，陸佑作古，其兒子陸運懷熱心地加捐兩萬元，以加速成立事宜。


一九二三年，三名受托人召開第一次華僑大會，與會者一致通過興建工程，也是這個會議中，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的名稱正式通過，並把陸運懷也列入受托人行列內。


在這次大會中，朱嘉炳也清楚地講明大會堂的大門為華族而開：「此為華人大會堂，凡屬華人，皆有份，並無會員之額……」


當時，受托人收到的捐款，總共約有十二萬元，朱嘉炳建議，整個建築費，暫定十萬元。


會上也選出各個人選負責各項工作，如工程部、司理、籌款人員等，在一九二五年的董事會上，推選出朱嘉炳為主任。


于是，請繪測師繪圖、招人投標承建等各類籌劃工作，積極地展開了。


有社會名流登高號召，首期建築費有了著落，也有人負責監督工作進度，照理說，落成堂皇會所之日，應是指日可待了。


偏偏，事與願違，創建工程百般延宕，這一拖，就拖了十二年之久。


首次會議后，經過漫漫十二個春秋，人們幾乎望穿秋水，直到一九三五年，這個責任重大、意義深遠，華人社會夢寐以求的最高領導機構，才宣告完成。


同年，五月十九日，大會堂的首屆董事才成立。


這是頗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事。


回顧大會堂的歷史，創建時代之所以會漫長悠久，有好幾個原因，其中影響最大、漣漪遲遲未平的，是「紀念堂風波」。


華社分裂工程停頓 大會堂幾胎死腹中





市場不景氣、認捐難收阻礙了募款工作，亦阻礙了大會堂工程進行。


事實上，經費奇缺，市道奇差固然是原因，然而也不能忽略另一個主因：紀念堂之爭執。


大會堂首屆大會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舉行，唯，在兩年后，即二五年八月，政府才批准大會堂圖樣，九月十六日才在中英各報刊載招標承建廣告。


十月十六日，招標成績出爐，唯在次年四月廿六日，大會堂改易承建公司。


當這一切塵埃落定后，創建工程才正式掀開序幕，這一段時期，工作進行得非常積極和順利。


但是，隨后的糾紛，卻是預料未及。


一九二八年，大會堂雖成立募捐委員團，但成效不大。


由于華社分成兩派，因意見不合而拒絕在經濟上支持，使經費無法覓得源頭，募捐委員團無法發揮有效作用。


一九二九年初，承建商已來函催債二萬一千余元，到了次年，大會堂無款應付，工程完全停止。


直到情況極之危急，大會堂地段的地契面對被政府收回的命運，雙方權衡輕重，終于放下異見，使工程得以繼續進行。


無論如何，據資料顯示，一九三一年五、六月間，建築工程仍處于停工階段，三三年十月的會議記錄，才顯示建築工程再次積極進行中。


幾近胎死腹中的大會堂，才得以在一九三四年落成。


賣身南洋礦場起家 陸佑家族貢獻巨大


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的成立，富甲一方的大富豪及慈善家陸佑居功不小。


當時，陸佑已有先見之明，意識到華社需要一個這樣的組織。


《陸》書提及這名先賢與大會堂的淵源，指出：「從整個建堂歷史上說，陸佑及其家族貢獻很大……三代祖孫共捐出九萬元。」


以大會堂完整的建築及布置費共二十萬來說，陸佑家族已捐出接近一半的費用。


回顧陸佑的一生，是典型華人南來，白手興家的歷史。


陸佑（一八四六至一九一七年）本姓黃，又名如佑，原籍廣東鶴山。


他出生于農民世家，幼年時，父母相繼離世，再不久，體弱的姐姐也夭殤，留下他孤苦伶丁一個人，被鄰縣的地主陸顯收為長工。


當時中國境內戰爭、災荒與苛稅，導致民不聊生。


陸佑與童養媳梁雪梅日夕勞作，依然一貧如洗，遂決定贖身下南洋。


他被賣豬仔到柔佛州當礦工，約滿后先后在酒莊工作、開設雜貨店、在礦場任廚師兼採購、和朋友合作開礦、為英軍運糧、承包稅捐等。


陸佑的開礦生涯並非一帆風順，經歷了兩次失敗，幾乎傾家蕩產，一八八零年，他在近打礦區的投資，才為他賺取優厚的回酬，回中國安置妻子。


一八八六年他回馬來亞，轉戰吉隆坡，進行承包稅捐生意，承辦煙、酒、賭和當碼。


一八九二年，他受委為雪蘭莪州議員、衛生局委，社會地位扶搖直上。


當然，他也沒有脫離老本行，繼續從事礦業，在半島各地進行開礦活動，在高峰期，單是雙文丹一個礦區，就雇有一萬二千名礦工。


陸佑非常重視土地的經濟價值，他投資大量不動產，大興土木，建基設、鋪路造橋、供應電流、發展農業，甚至設立醫院。他當時是馬來亞最大的地主之一。



一面興建一面籌款 社團組織共襄盛舉


這一廂，即已敲定創建大計，籌備工作便如火如荼地展開。


大會堂公開招標，結果發現標價與大會堂籌建小組的初步估計（十萬元）有極大的差距。


據記錄，標價為十五萬二千元，再加上傢私裝置費，約需二十萬元。


之前華社所認捐的款項，只有十二萬余元，不敷七萬六千元，要如何籌募足夠的捐款，成為一項極具挑戰的工作。


當時的情況，是邊建邊籌錢。


「一面興建，一面籌款」的主意，由張郁才建議，當時大會通過這項決定，是認同這個方法可讓大會堂快速建成，以免夜長夢多。


建築工程費依照雙方所簽的合約按期支付，不能延誤，為免工程費干涸，董事會于一九二八年召開職員會議，議決加強募捐工作，並發出籌款宣言，擴大宣傳。


宣言內容，主要是強調大會堂為華人之公共機關，大眾應同心協力，慷慨解囊，共襄盛舉。


其實，這是一九三零年美國經濟大蕭條前夕，這段時期土產價格大跌、市道不景，勸捐的成績並不理想。


董事會擔心工程停頓，而急謀對策，提出由各行各會為永久董事（這為往后發生的永久董事課題埋下伏筆），加強力量，並組織募捐團，發動大規模募捐，分區沿門勸捐。


與此同時，各社團也拔刀相助，演劇籌款。


人鏡慈善白話劇社首開先河，而瓊州會及最樂劇團也相繼義演，而陸佑的孫陸榕康及陸榕章各捐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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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高哲


禮堂定名生波
七年工程五年紛擾




在雪蘭莪大會堂的成立方面，當時的錫礦大富豪陸佑出錢出力，他為地段奔走，聯同甲必丹葉觀盛向政府申請地段，又宣佈捐五萬為成立會所費用，勞苦功高，功不可抹。


過后，其兒子陸運懷還加捐二萬元。


一九二三年，第一次華僑大會上，受托人行列中增添陸運懷的名字。


在這個由陸運懷主持的會議上，有人建議大會堂建成后，應設立一個「陸佑堂」，以紀念陸佑的功勞，獲得與會者一致通過。


其議決案如下：「建築完竣后，擇一最適當之堂舍，特別顏其額為陸佑堂」，以及「鑄半身銅像，在此大會堂區內，擇一適宜地點安置之」。


但是，相隔五年，來到第二次大會，卻發生變化。


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的會議，由葉寶清主持。


這次大會，接納「雪蘭莪華僑追悼孫公大會」的建議，即由后者捐出五百元，而大會堂須安置孫中山遺像。


與會者同樣一致通過議決案，將大禮堂訂名為「中山堂」。


但是，大禮堂只有一個，這兩個議決案顯然自相矛盾。


次年六月的第三次大會上，矛盾躍出桌面，紀念堂之爭就此揭幕。


與會者分為主張陸佑堂與主張中山堂的兩大派系。


其中，受托人朱嘉炳、籌建會聯席會議的劉其武及辛百卉等人自成一派，主張維持第一次華僑大會議案。


而安良梅、馬廷耀及胡烈生等人另成一派，力主紀念堂命名為中山堂。


雖有人提出折衷相容的建議：「以后座正中之大堂（戲台處）正面為中山堂，而前座樓上正中之堂為陸佑堂」。


但是，兩派人馬堅持己見，互不相讓。


這場糾紛持續了好幾年，由初時的討論演變成爭執、互相攻擊，更進一步上演鐵公雞事件。


在一九三零年十一月第四次大會上，辛百卉縱使提出折衷方案：「大會堂門前外余地，建立孫總理銅像，大會堂內之大堂，照原議定名為陸佑堂。」


無奈，兩派無法接受，激烈辯論，進而吵起來，「語言糾紛，秩序大亂，甚至交聲喝打」，在這種情況下，主席不得不宣佈散會。


這個不堪的局面出現后，引發的是一波又一波的辭職熱潮，董事們競相呈辭。


三個月后，張郁才、辛百卉、葉隆興、葉大池及陸秋泰五人同時交函辭職。


接下來的日子，辭職旋風不斷，舊董事也好，新董事也罷，如走馬燈般呈上辭函，即使沒有告辭者，大部份也缺席董事會議，導致會議多次流產。


大會堂在四月十日發出的「緊急通告」，沉痛地指出：


「……爰于三月十日召集華僑團體代表大會，當場開票，選定加舉建築董事十一名，並照案挽留，合新、舊共成廿一名，當經分別通告在案。


嗣財政員及原任之建築董事各位，又再來函堅辭；同時，司理員又來函辭職，而加舉之建築董事十一名內，又有七名來函告辭。雖根據所得票數，依次補入六，而所補之六名，又有四名來函告辭。


因是又即發傳單，定于三月廿九日開建築董事會議，以解決各辭職事，不料該日僅得安良梅、楊敬好兩君到會，遂致人少，不能開議。只得又再傳單，定于四月二日再召建築董事會議，詎屆期又僅得安良梅、關遠、黎學初、黃鶴汀四君到會；其不告辭者，亦無到會，致不能開議。」


「……似此新、舊董事，皆紛紛告辭，屢次俱以到會人少，不能開議。現計地稅司函開批銷呀蘭之期已近，而董事部員又無定著，末由進行。……」


大會堂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動工，歷時七年才完全竣工。


在七年的創建工程中，就有五年的紛擾和動蕩，回顧其滄桑往事，不禁令人感慨萬千，由此也可見其創建的艱辛。


爭執不休險失地契 多方奔走方告解決



華僑大會開會時「秩序大亂」，嚴重影響了籌募工作，大會堂面對建築經費不敷的問題。


與此同時，政府也鑒于華族多年來為大會堂爭執不休，準備執行地契內的第二、三條款，收回大會堂的地段。


為此，大會堂不得不發出「緊急通告」，以名開籌建會及華僑大會聯席會議，以商討對策。


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及五月上旬，同樣性質的會議共舉行了三次。


但是，這些會議的除了討論籌款外，大部份的時間都集中在討論如何解決紀念堂爭執的問題，可見大家都意識到這是問題癥結所在。


至于政府收回土地的問題，第二次會議中提出「由劉其武、馬廷耀、陳華生三君，請朱嘉炳君向政府要求展期」。


第三次會議，各造終于以「取消任何紀念堂」解決問題。


唯，這個決定已太遲了，五月中旬，政府土地局卻為安息華人社會的紛擾，而宣佈取消大會堂地契，對大會堂造成重大打擊。


后來，在籌建會多方奔走下，當局才交回該地段。


新地契裡，附加了許多條件，包括：


1.所建的建築物，不論一間或多間，當作雪蘭莪全體華僑的大會堂，不分籍貫等級。


2.建築物全座或一部份，只可稱為「中華大會堂」，未得參政司簽名許可，不能另有別樣名稱。


3.不論何人的銅像、石像、油像、攝影肖像等，未得參政司簽名許可，一概不得建立或懸掛于內。


這些附加條件，全部都針對大會堂紛爭而設，如果當局沒有及時採取這個行動，難保大會堂的創建更遙遙無期。


雪華堂艱辛中成立 朱嘉炳是主腦人物


談到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的成立，就不能不談到朱嘉炳，在整個成立過程中，他是主腦人物。


而提到朱嘉炳，又不能不提陸佑，兩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作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及大礦主，陸佑的身邊不乏賢士與幕僚。


他的手下，可分為兩類：一是經理人才；一是行政、秘書和專業人才。


前者主要是擁有商場經驗，勤奮及能獨當一面的人才，幫陸佑打理生意，其代表人物有陳透連、張郁才、陸秋傑、李星南、陳行、朱晴溪等人。


后者則是學有專長、有識之士，為陸佑處理公司的行政、秘書及法律等工作，出色者包括李廣霖、周錦泉、丘雁賓、羅遜（J.H.M. Robson）、格雷恩（A.D. Grane）等人，當然，名單中，絕對少不了朱嘉炳。


朱嘉炳（一八六三至一九六五年），潮州人，雖自小受英文教育，卻憑著自學，而能掌握中文。


他刻苦能幹，備受陸佑重用，初時擔任陸佑的英文秘書，后來獲擢升至經理。


他也是當時社交活動的紅人，華社的領袖人物，在大會堂的構思及創建上，頗有貢獻。


開銀行創事業高峰 張郁才獨資辦教育


中華大會堂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廿九日由雪蘭莪蘇丹剪彩開幕，次年上半年選出正副總理及職員。


張郁才局紳是大會堂會所落成后的第一任會長（當時稱為總理）。


他原籍廣東新會縣，是陸佑的遠親，少年時從中國南來謀生，在陸佑開設的「東興隆號」任職。


由于他辦事勤謹，深獲器重。


累積了一筆資本后，他自資經營礦業，賺到錢后，在陸佑的幫忙下，與數位好友合資開設鴻發錫礦有限公司。


公司業務一帆風順，他撈得風生水起，成為一名富人。


長袖善舞的他並不滿足于眼前的成就，而將投資擴大到金融業，創設廣益銀行，業務頗有規模，蔚為經濟界的權威。


當時經營銀行業的華人，屈指可數，張郁才憑著獨到的眼光，為自己創下事業高峰，贏來受敬重的身份地位。


由于年輕時未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他對后輩的教育非常重視。


為了普及教育，發揚中華文化，他獨資創辦吉隆坡柏屏義學，以收取家境貧苦、沒有能力進學堂的子弟。


除教育外，張郁才對慈善事業也鼎力支持，捐款于中華大會堂、雪華總商會、同善醫院、精武體育會等機構。


大會堂的草創期間，張郁才也是其中一位提出創建的功臣。


大會堂的籌建費，也向這名銀行家的廣益銀行借貸，在工程延誤時，甚至還透支著廣益銀行一萬一千余元。


在大會堂的紀念堂之爭鬧得沸沸騰騰之際，張郁才雖一再呈辭，惟在董事多方挽留下，最終為著民族大業著想，他還是留下來服務族群，並且成為第一任會長，帶領本地華社走向另一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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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華堂第一階段
張郁才任三屆會長



翻看舊時的中華大會堂會議記錄，等于翻看華僑在本坡的生活縮影。


當時的政經狀況如殖民政策與工資物價，華僑們的生活、喜慶佳節、他們所經歷的天災人禍、對鄉土的牽掛留戀，對故國難以割捨的情懷等都躍然紙上。


中華大會堂的第一階段歷史，是從成立開始，也就是「張郁才時代」。


張郁才掌舵的日子相當長，從第一屆董事（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九日）開始，直到第四屆董事（一九五零年九月廿二日）卸任，扣除第二次大戰會務停頓的日子，一共是十年又十一個月。


在他領導中華大會堂的十一年期間，大會堂所推行的活動主要在于僑務、本地政治和華人事務。


其中，又以僑務為主，佔有約七十巴仙，成為「張郁才時代」的特征。


所謂「僑務」，是指涉及處理華人和中國政府有關的事務，例如在中日戰爭期間，派員回國慰勞；召集華團歡迎及歡送中國駐吉隆坡領事館；協助領事館推展事務等。


「本地政治」指的是處理那些和本地華人社會沒有太直接關係的事務，主要是指英殖民政府的各種慶典和政事，也包括馬來半島的慶典、政治活動等。


至于「華人事務」，則是指處理本地華人社會本身的事務，或者是處理當局影響華人社會的政治事項。


廿世紀中葉，來到了洪啟讀時代，明顯可見，以上的比率有了重大調整。


畢竟，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一九五七年，馬來亞脫離英殖民政府的統治，而宣告獨立，這個黃金半島不再只是華僑的淘金地，它已成為一個主權自主的國家。


做為非政黨組織、華社的領導機構，中華大會堂在爭取民族群權益的角色，愈發顯得吃重。


洪啟讀于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十三日走馬上任，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三月廿一日第八屆董事最后一次會議為止，為時七年又六個月。


這一個階段是「洪啟讀時代」，屬于大會堂的第二個階段。


協助洪啟讀的，有張崑靈、李孝式及曹堯耀。


同樣為活動分類，這一個獨立前后的階段，僑務的重要性已降低，從之前的七十二巴仙降至一半。


除了典型的「慶祝雙十節」、「公祭機工紀念碑」外，其他只剩零星的僑務工作。


相反的，大會堂對本地政治的活動，卻開始增加，佔總數的百分之廿一，比第一階段多出五巴仙。


這些活動相當多姿多采，包括「慶祝雪州蘇丹公主結婚」、「反對增加入口稅」、「參加大赦游行」等。


而增長幅度最大的，卻是華人事務，從之前最少增至最多，足足增長了三十一巴仙，不單如此，其範圍也相應地擴大，遍及政治、文化及教育領域。


從中可見，華人已不再把自己當作過客，已有長留于斯的想法，因此與友族攜手，積極地參與新生國家的設計及軟體建設過程，當然，也積極地爭取公民權。


這期間大會堂所從事的華人事務包括：召集人華團向政府道明華人對教育政策的態度（五件）、爭取公民權（兩件）與爭取憲法平等。


以上所述的八件事，都是關係非同小可的大事，也是國家獨立前夕，華人社會所面對，並焦慮不安的問題。


張郁才時代的活動分配：（第一階段：1935-1950年）

活動分類 　　所佔比率 　　　例子
僑務 　　36件（72%） 　　　1940年11月13日 召集華團歡迎中央海外部長
    　　　　　　　　　　　　1945年10月10日 慶祝雙十節
    　　　　　　　　　　　　1947年7月16日 救濟粵桂閩三省水災
本地政治 8件（16%） 　　　　1939年1月20日 慶祝蘇丹加冕
    　　　　　　　　　　　　1947年10月27日 慶祝英公主伊麗莎白婚事
    　　　　　　　　　　　　1940年3月10日  召集華團反對政府征收所得稅
華人事務 6件（12%） 　　　  1945年11月19日 處理瓜拉庇勞華人被殺害事件
    　　　　　　　　　　　　1947年7月16日 為星洲華僑被日寇集體殺害鳴冤
總數 50件（100%）   



公民權與母語教育 獨立后華社的訴求


一九五零年中期，馬來亞醞釀著獨立風潮，一時風起雲湧，迷霧籠罩，華族同胞們感受到濃烈的茫然與不安。


眼見獨立已在望，可是，數以百萬計在此落足生根的華人，感覺卻象無根的浮萍，前途是那般的不確定。


他們的心情可以理解，事關重大的公民權問題，一直遲遲未有著落。


「我們要公民權！」華族發生訴求。


雪華堂聯同教總、雪州行團總會、霹靂中華大會堂及馬六甲中華總商會五大華團聯名召集全馬的華人註冊社團代表爭取公民權大會。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七日，來自全馬各地四百五十四個主要華團，總共一千兩百余名代表出席了這項大會，盛況空前。


大會通過四項要求：


1.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為當然公民。


2.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滿五年，可申請為公民，無需經過語言考試。


3.凡屬本邦的公民，其權利與義務一律平等。


4.列華、巫、印文為官方語文。


英殖民地時代，由于華文教育不符合英人殖民統治的利益，政府向來不設立華文學校。華族在自立更生的情況下推動母語教育。


獨立前，要求獨立的人民抗日軍展開武裝抗英，其成員多為受華文教育的人士組成，英政府遂認為華教是危害其殖民地統治的根源，故策劃了多份及多項不利于華教或置華校于絕境的教育報告書與法令。


其中，計有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氏報告書》、五二年的《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以及五四年的《一九五四年教育白皮書》。


雪華堂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與有關單位，如華團代、教總、董總等舉行聯席會議，以謀對策，提出抗議。


其中，當時教總的主席林連玉先生便是其中一位最令人難忘的華教鬥士。



第二任會長洪啟讀 反對不利華教政策


洪啟讀原籍福建南安，少年時期南來，最初的時候寄人籬下，學習經商之道。


累積了一定的資金與經驗后，他另起爐灶，首先投入種植業，其后再發展建築業。


聰明及勤奮以及精于設計，使他的業務蒸蒸日上，並在建築界嶄露頭角。


當時，國內數項大工程，即吉隆坡的鐵道局、電話局、雙溪毛糯的老人院、芙蓉亞沙路的大水塘，都是由他所承建。


在中華大會堂第一任總理（會長）張郁才因年事高而辭職時，他眾望所歸被選為第二任總理。


其時處于立國前后的關鍵性階段，固然是時勢造英雄，但洪啟讀本身的高超領導能力及不畏權勢的作風也是關鍵性的因素，從而為華社立下許多汗馬功勞。


當時，將近尾聲的殖民地政府，接二連三地頒布了不少對華人不利的條例和限制，洪啟讀關注局勢發展，採納忠言，集思廣益，針對多項不合理的措施做出抗議，並據理力爭。


他最膾炙人口的事件，是協助華人爭取公民權及州籍民，使華裔享有平等的公民權益，以及加強政治上的力量。


除了公民權，他對教育重視有加，極力反對政府種種對華教不利的教育政策。


為喚醒華人家長以實際行動愛護華教，將子女送進華校，他在一九五八年點燃轟烈的火炬運動，協助登記適齡學童。


有利于啟迪民智的民眾圖書館也在這個時代成立。


談及洪啟讀的貢獻，本地著名學者鄭良樹博士有這樣的評論：「總結洪啟讀的時代，我們可以說，是爭取合理平等地位和邁步建設文化的時代。和局限于僑務活動的張郁才時代相較，洪啟讀時代畢竟比較進步了。」


他更進一步對中華大會堂前三個階段做出比較與分析，他指出，洪啟讀時代，華堂的會務推展得最積極，也頗能觸及文化建設的重點，是一個值得學習的榜樣。



洪啟讀時代的活動分配：（第二階段：1950-1958年）
活動分類 所佔比率 例子
僑務 13件（36%） 1951年10月10日慶祝雙十節  
1952年2月25日慶祝蔣介石復職兩周年紀念日
本地政治  8件（21%） 1953年2月17日慶祝英女皇加冕
1957年10月8日慶祝我國正副元首及內閣就任
華人事務 15件（43%） 1954年12月17日召集華團反對1952教育法令
1955年8月18日處理公民權、新教育法令、廣東義山等事
1956年3月27日召集華團爭取新憲制平等地位
總數 36件（100%）   


第三任會長李潤添 掀開馬中貿易先河


雪華堂第三任會長拿督李潤添與前兩名會長有很大的不同，成長及教育背景迥然不同。


張郁才及洪啟讀都是因為中國的生活條件差而到南洋，他們受教育不高，是典型白手興家的華裔領袖。


李潤添則是受西方教育，學識高的專才，他曾留學德國、意大利和英國，取得工程碩士學位。


回國后，他自創李潤添繪測公司，是吉隆坡著名的繪測工程師。


由于學有專才a、精于設計，圖測趨時且實用，業務良好，首都不少著名建築物都是出自他的手。


忙于業務之余，他也涉及吉隆坡市議員、雪州立法議員多個等政府單位，以及多個常務委員會的委員工作。除此之外，他還積極參與社團活動，是華社名聞遐邇的領袖。


一九六四年，他受封拿督，更是錦上添花。


一九五零年，他首次率領代表團赴中國參加廣州交易會，開本地與中國正式貿易聯繫之先河。



李潤添時代的活動分配：（第三階段：1958-1975年）
活動分類 所佔比率 例子
僑務 0件（0%）   
本地政治 27件（62.8%） 1961年8月15日捐款國家紀念碑建築基金
1963年3月10日召集華團籌募愛國基金
1963年10月1日支持對抗印尼
1964年12月17日反對政府榮業稅及薪金稅
1969年6月6日吁請敦陳修信入閣
華人事務 16件（37.2%） 1963年9月21日推動華人兒女讀華文運動
1966年11月11日響應華團大會爭取華文在我國的合法地位
1974年3月23日支持獨中運動
總數 43（100%）   
★所有圖表資料來源：雪華堂

Rainforest

雪華堂一路走來
關注社會各領域發展


在首三任會長的帶領下，雪華堂走過前面三個階段，其后，新經濟政策開始操作，國內局勢又出現另一番變化。


踏入七十年代后期，雪華堂的掌舵人換成丹斯里李延年，從李延年到現今的第十任會長丹斯里顏清文，已換了多位領導人。


這一段接近卅年的日子，曾發生的重大事件不勝枚舉，雪華堂作為最具代表性的華社團體，所關注的領域也愈發多元化，政治、經濟、華教、文化、華社、民生等等，不一而足。


上世紀八十年代，與華社有關、較為人所熟悉的事件有「三保山事件」、「合作社風暴」、「茅草行動」等。


一九八四年，馬六甲州政府有意將華裔先賢古墓地三保山列為屋業與商業發展用途，三保山面對鏟平的噩運。


在十五華團（註一）的領導下，全國華團展開捍衛三保山主權運動，同年七月廿二日，雪華堂主催「三保山問題討論會」，並進一步在推動召開華團代表大會，簽署《完整保留三保山的聯合備忘錄》。「全國協助青雲亭維護三保山主權行動委員會」于同年十一月十八日正式成立。


八六年杪，合作社風暴席捲全國，廣大的華裔中下層存款人成為受害者。


雪華堂會長張景良于次年一月召開合作社座談會，與數個華社團體、數家合作社、法律界人士等共謀對策，並發表聲明，闡明對合作社風暴的立場，提出解決方案。


同年三月十六日，雪華堂為合作社存款人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同時也藉此收集存款合作社及存款人的重要資料以利調查。


八七年八月，教育部突派兩百名不具華文資格的教師擔任行政高職，十五華團「關注教育部修改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行動委員會」與馬青總團、民政及民行黨舉行聯席會議，並于三天后召開「全國華團、政黨捍衛華教大會」，表達華族心聲。


同年也發生「茅草行動」，聖誕前夕，雪華堂與董教總代表聯合會見總警長丹斯里韓聶夫，要求釋放林晃升、沈慕羽、庄迪君和柯嘉遜，並緊急舉行對話，表達華團意見。


除此之外，雪華堂在文教活動上跨前一大步，與其他團體分別舉行首屆「全國華人文化大會」、「全國中學華文教學及教材研討工作營」以及「馬華文學史料展」，一九八四年更舉辦全國性的文化節，如今有關活動已形成一年一度的重點文化節目，由各州大會堂輪流舉行。


九零年，雪華堂受政府邀請加入教育咨詢理事后，俾對政府所擬定的九零年后國家教育法案提供意見，雪華堂聯同各組織攜手，擬出報告書呈教長及教育咨詢理事。


九十年代，「立百病毒」與「義山搬遷」兩大課題最令人矚目。


雪華堂是全國華團賑濟養豬業災黎聯合委員會的一份子，參與委員會工作，除實地了解情況外，也發起賑濟災黎募款活動。


九八年，政府有意收回吉隆坡舊飛機場路的義山，引起華社反對，雪華堂聯合雪隆地區義山管理層成立「捍衛及美化吉隆坡華人義山工委會」，在極力爭取下，得以保住義山。


除了國內大事，雪華堂也關注鄰國華族的情況，在九八年印尼發生排華暴行時，發表聲明譴責，並向印尼駐我國大使館提呈有七十七個團體簽署的抗議書。


此舉經外電報導后，獲得良好回響，亞洲各國人權組織紛紛向印尼政府抗議。


惟，踏入廿一世紀之際，卻發生令人遺憾的大選訴求風波、白小事件以及報章反收購事件。


領航人的工作不易當，無論如何，「走過風雨更堅強」，但願雪華堂能充分貫徹其最高領導機構的角色，脫離風波不斷的日子，繼續服務族群。


（註一：十五華團為雪華堂、檳華堂、霹華堂、柔佛中華總會、丁華堂、丹華堂、森華堂、砂華人社團總會、教總、董總、彭中華總商會、甲中華總商會、吉打中華總商會、玻璃市中華總商會及沙華堂。彭亨、馬六甲、吉打和玻璃市四州當年尚未成立大會堂，故由上述各州的中華總商會代表。）


華教鬥士林連玉逝世 雪華堂破例准設靈


一九八五月十二月十八日，華教鬥士林連玉在與病魔進行多日頑強戰鬥后與世長辭。


當天，來自十五華團的代表組成一個治喪委員會。


雪華堂打破了成立六十余年的慣例，將大禮堂（現稱光前堂）闢為靈堂，供公眾憑悼。


林連玉遺靈在大會堂停放三天，每天有大群來自各地的社團代表和公眾人士前來瞻仰致敬。


十五華團也做出號召，呼籲公眾捐獻「林連玉基金」，以紀念他，發揚其精神，貫徹他的理想。


林連玉為華教無私奉獻的精神，獲得人民的高度敬仰，並稱他為「族魂」。


十二月廿一日下午，林連玉的靈柩在萬人陪送下，由雪華堂出發，環繞吉隆坡市區游行五公里后，在舊飛機場路福建義山入土為安。


一周后，以教總主席沈慕羽為首的「林連玉基金委員會」成立了，並于三周后，在雪華堂舉行「林連玉導師追悼會」。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卅日，林連玉基金已累積到一百零四十五萬零吉，委員會利用這筆基金，展開一系列活動，其中最主要的是出版這名華教鬥士的遺著，包括回憶錄《風雨十八年》、言論集《華文教育呼籲錄》、論爭集《林連玉公民權案》、雜文集與詩集等。


雪華堂歷任會長


1. 張郁才 （1935-1950）
2. 洪啟讀 （1950-1958）
3. 李潤添 （1958-1975）
4. 李延年 （1975-1982）
5. 邱祥熾 （1982-1986）
6. 張正修 （1986）
7. 張景良 （1987-1990）
8. 林玉靜 （1990-1993）
9. 吳德芳 （1994-1998）
10. 顏清文 （1998-）


永久董事章程課題 掀起華堂兩派衝突


作為代表華人社團的最高組織，雪華堂免不了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拔河，其中，「永久董事」課題更突出兩派的衝突。


早在一九二八年，雪華堂的會議記錄上已有「永久董事」四字的出現，並于一九三三年杪，成立第一屆理事會時，邀請廿一個鄉團等組織，即后來的廿二個永久董事團體中的廿一個，委派代表出席。


廿三行團遲至三八、三九年才受委。


成立永久董事的原因，史料中沒有明確交代，不過，根據文獻中的蛛絲馬跡，推斷這樣的安排，可能是害怕后繼無人。


一九二五年，爆發「紀念堂之爭」后，州內華人嚴重分裂，會議多次流產，會務陷于癱瘓，建築工程一再延宕。


永久董事的成立，有助于關照當時雪華堂這棵幼苗，在經濟上及會務上給予協助。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廿日，第三屆執行委員會（常務董事會）上，首次提出「永久會員」應開放，不限于原先廿二個團體（永久會員的代表自動成為董事）。


唯這涉及修改章程，必須董事會討論通過，而大部份永久董事，都反對撤消廿二名當然董事。


八七年四月，董事會以十五票對十三票，十七票棄權，議決保留章程。


八八年至九八年，一共十年的時間，歷經三任會長，五屆董事會，有關議案皆「議而不決」。


九四年，十多年沒出席任何會議的永久會員于第廿七屆董事會复選時，突然出席投票，結果其一票左右會長的選舉，華社嘩然。


九八年，丹斯里顏清文以一票之差當選會長，積極處理是項「過時及不民主」的章程。


兩名永久董事團體代表因此入稟高庭，申請禁令，唯遭法庭拒絕，修改相關章程已成不可逆轉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