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令因年循 鼓声震环宇 by中国社会科学院 教授林永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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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令因年循     鼓声震环宇 ～漫话廿四节令与节令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教授林永匡



(林永匡 1940年2月生,四川三台人,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清代经济史和文化史,现从事清史研究。)
            

　　中国既是东方与世界的文明古国，更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在迄今五千余年漫长而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曾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繁荣和进步，作出过杰出而重要的贡献，除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之外，在古代天文历法，岁时节令等方面，更有颇多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不仅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大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的宝库；而且，更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至今仍使后代子孙为之受益。



(一) 古代历法与廿四节令产生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百业之中，更以农为本。因此之故，向以农业文明的昌盛，与农业有关的科技文化的灿烂，而著称于世。恰因如此，农业不仅成为古代社会中一个主要的生产部门，而且，它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赋税的重要来源。这就是说，它既是庶民百姓的“衣食之源”，也是统治者，“财赋徵纳所依”，从而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基石之一。农业生产活动、农事收成的好坏，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瞩目的中心和“兴奋点”。中国古代，内涵丰富的“节令文化”活动本身，不仅直接源于农业生产，且贯穿于农事活动的全过程。随着历史的推移，农事活动的进步，这种文化更得以不断的丰富和完善，且更加多层次，全方位发挥他的功能和效应。与此同时，每届每年的各种节令之时，历朝历代的人们，上自宫廷王侯公卿，下至民间平民百姓，还要伴之进行和农事有关的一系列祭祀、竞技、娱乐、教化、传习、庆典、宴享、游艺等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尽管在内容方式上有异，但却在文化的功能、效应上，有着颇多的共通之处。



　　由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历法文化、科技文化、政治文化、社会与人文文化派生衍化而成的中国廿四节令文化 (即二十四节令文化) ，既是中国的独创，更
是独具民族文化个性特色的科技与社会文化兼具的“文化事象。”



　　所谓节令，系指节气时令而言。其中，先就“节气”而论，据《周礼》春官大史，正岁“年以序事”疏载：“一年之内有二十四气，节气在前，中气在后。节气一名朔气。朔气在晦，则后月闰，中气在朔，则前月闰。节气有入前月法，中气无入前月法。”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在制订历法时，以二十四气来分配十二月，在月首者为节气，在月中者为中气。如果以地球绕太阳一周运行而言，则每月皆有节气、中气；对无中气之月，历法则置闰月加以处理。具体而言，一年中的节气，系指从小寒起，太阳黄经每增加30度，便是另一个节气。计有：小寒、立春、惊蜇、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等十二个节气，连同十二个中气，总称为二十四节气。中国古代的节气，有时指一个阶段的时间，例如，太阳黄经从0度增加到15度这段时间叫做“春分”。与现在所用的民间节气所指时刻，即太阳黄经等于0度时叫“春分”，等于15度时叫“清明”等等，略有不同。其中，一年中的所谓“中气”，系指从冬至起，太阳黄经每增加30度，便开始另一个“中气”。计有：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等十二个“中气”；他和前述十二个“节气”总称为“二十四节气”。再就“时令”而言，时令又被称为“月令”，它系指古时，历朝历代由朝廷及各级政府官员，按季节制定的关于农事活动等政令。对此，在《礼记月令》中便载：“（冬季之月）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孙希旦集解引吴澄的话说：“时令，随时之政令”。以后，又将岁时节令称之为“时令”。由此可知，“节气”则包括“节气”与“中气”，它是确指天时、物候、气象的“时空观”、“物候观”，是古代中国人通过天文历法创制的自然与天文科技成就，用以指导农事、社会生活、战争、祭祀、娱乐、生育等活动，使之“适时”、“应时”、“顺时”，而不致于“违时”、“逆时”、“误时”而遭到“上天”的惩罚、惩处、灾祸；而“时令”则包括“月令”与“节令”，是“奉天命而行政事”的天子、帝王，按天时变化、节气因循而发出的顺天时、应地利、适万民的“随时”(节气)之“政令”(月令)。二者密不可分、有机相连，又恰似一个“金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是追求万事万物的运转、运作，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即自然观、人文观、社会观、科技观、环境观的合谐统一，而绝非相互对立和互相排斥。因此，“节令”则是古代中国人应时、适节而行政事、生产、生活的“人文观”、“时令观”的生动显现。历法、节气、中气均是由人类制定、划分的，目的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可见，“节气”是为“时令”服务的，仅为特定时空、时段的划分与标识，而绝非社会群体文化事象的全部内容。如果以为“二十四节气”便能代表“二十四节令”的全部内涵，不仅大错特错，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之嫌；而且，会闹出只抓天文、不懂文化的大笑话，将科技与人文文化内涵宏富、底蕴深厚厚重的中华“二十四节令文化”，导致“空壳化”、“片面化”、“贬低化”的大误区。



　　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到明清两代，节令习俗、时尚与文化活动，虽因历代政治、经济、历法等方面的缘因，而多有因袭或损益，但总的说来，前后期的发展变化，仍有其规律可循。前期的节令文化活动，多与农事生产紧密结合，因此，它的生产、经济、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而到后期，它与各种民间年节活动相结合，加之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致使它的民俗、娱乐、交游、礼仪等，文化、政治、礼教特点，更为突出。大体说来，汉代可作为中国古代节令文化活动前后期划分的一个分界线。这是因为，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正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与农业关系极为密切的天文学科学技术，发达很早，且取得不少成就。根据中国古史传说，早在唐虞时代，便已产生了相当精密的历法。当时，由王室颁布历朔，指挥全国农事进行，这是一件极为重要而又影响颇为深远的重大政令和举措。以后，到春秋时代，东周王朝颁朔的制度，渐渐衰微，但天文学科技却在列国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春秋后半叶，那时即已采用一种以冬至日为标准的历法，已有近于七十六年法之痕迹。即以一年为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且经七十六年为一周期，而年月日始一循环。这种历法的颁布和施行，较之西方在公元前334年的Collippos历法还早。那时，且还制定有十九年七闰法，这又较之西方公元前432年Moton的发现为先。可见，此时的天文历法科技方面的成就，的确是遥遥领先于印度或西方的。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水、火、金、木、土五星的发现，致使五行学说随之而起，且十分盛行；并渐渐由此派生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这个学说，后来又不断的演变，并对汉代的历法和节令文化活动，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具体而论，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的历法不同：夏代以正月为岁首，商代以夏十二月、周代以夏十一月为岁首。三代以后，秦代与汉初曾以夏历十月为正月。但自汉武帝改用夏历正月为岁首，即“夏正”后，历代沿用。其中，古代中国的历法，有以建子，建丑、建寅三个月的朔日为岁首的，它们依次叫做周正、殷正、夏正，合称为“三正”。所谓“建”系指“斗建”而言，即北斗所指的时辰，由子至亥，每月迁移一辰。西汉初年，流传着均起于周代末年的所谓六种古历，其中“夏历”为一种，它以建寅之月为正月。汉武帝改用，后代相袭沿用的历法历书，也正是这种“夏历”。至于夏、商、周三代的正朔，亦各有不同。夏正建寅，以正月为岁首，称为“人统”；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称为“地统”；周正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称为“天统”。此三者又合称为“三统”。而恰是“三统说”，派生出西汉董仲舒等人的历史循环论观。他们认为“天之道终而复始”，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夏朝为黑统，以寅月(即夏历正月)为正月，商朝为白统，以丑月(即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为赤统，以子月(即夏历十一月)为正月。其继周者，又当为“黑统”，故理所当然，应用夏历。如此循环不已，每一朝代之始，都应循例改正朔，易服色，以顺乎天意。这就为汉代改订历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到西汉末年时，刘歆又根据“太初历”修订而成“三统历”，它是中国史书上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规定孟春正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又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作为“闰月”。



(二)“节”和“令”的衍化传承



　　其一、古代“节”与“令”的特定内涵



　　古代“节”有“节气”、“年节”、“时节”之意，它以其特定的“时空观”、“物候观”为文化“内涵”，是遵天子之命而颁施的历法而划定的“天时”、“节候”，天文知识中，含有阴阳五行说；而“令”则是王者根据“节气”变化，按月所行“政事”，它又称为“政令”、“月令”、“节令”，是天子居于“明堂”之中所颁行发布的，它亦是依据阴阳五行说而设计的王者承“天”以治“人”的“王制”。追根溯源，“节”和“令”均不过是古代“王制”的一部分而已，且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实现“天人合一”的目的。对此，恰如明人冯应京在《月令广义》中所说，其真正目的和效应在于，使上敬慎而下信行，务使朝无关政，民罔怠事。即每逢二十四节气之时，天子应按时祭祀、颁施政令，勤政为民，而百姓则应不误农时进行生产、生活，不致懈怠。因此，天子每届节气时，要“布德奉法、起居服色、郊天祈谷、祀祭衤某傩、礼乐、历候、布农事”等；且涉及如劝农桑“劝桑蚕，出禄，发赈，爵赏，兵戎，礼贤，聘士，赞杰俊，遂贤良，丧纪，饬典，恤孤，掩骼，申刑，出弊，积谷，聚乐，仓禀，门庐，筑城，穿窦，堤防，径路，水虞，渔猎，驱兽，游牝，覆舟，伐木，竹苇、薪炭，刍豢、畜菜，制膳，审材，制衣，染采、理伤、视折、兆卜，工器，商贸，秫麴等等，涉猎面十分宽广。



　　其二、“节”和“令”的沿袭传承



　　若就古代“节”与“令”的不同文化内涵功能效应，同出一源而论，则“节气”、“节候”、“年节”好似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指时器”；而“月令”、“年令”、“节令”则有着政事、教化的，“风向仪”的作用；如果前者是，“课时表”的话，那么，后者便是“教课书”，二者不可缺一，且相辅而相成。恰因如此，二者以不同方式和渠道进行沿袭、传承。前者主要通过历法修订、完善的渠道和方式进行；后者则主要通过天子活动、礼官设置、礼仪的沿袭、传承、因革、损益等途径，来加以实施的。



　　其三，古代“节”和“令”的衍化


　
　　中国古代，参加“节令”文化活动的人们，虽文化心态、价值取向、活动目的各异，但上自帝王群臣，下至庶民百姓的积极，广泛参与，才使得它带有传统的色彩、群体的性质，且随时代变迁，衍化派生出诸多新特点，如：多元化特点(先秦至明清，除每岁二十四节令外，又衍化派生出许多新的年节节日)，民间化特点，商业化特点(如节令庙会上的商贸活动)；民族化特点民族的节令与节日)，地区性特点(衍化派生出一些地方性节日)，时尚性特点(历朝历代，“节令”文化活动中，从宫中到民间，均有着趋时务尚的重要特点)等。



(三)《礼记月令》与先秦节令



　　先秦时期的节令文化、节令文化活动，是后来整个古代节令文化，节令文化活动的“源头”，其中，许多文化“要素”对后世影响颇大：一、是以帝王三代为名的古代“六历”，以及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岁时历法和年月计算方法，后之历法仅只改进、变换而已；二、是“物候”作为“节令”的重要“指时”、“指时计”，倍受重视，且总结出科学规律，使后世各地有所遵循和参照的科学“准绳”；三、是将“节令”即“月令”、“时令”纳入帝王政事的做法，一直作为后世指导农事和民事时所仿效的楷模；、是将社会各阶层的二十四个节令文化活动，纳入礼仪文化的框架之内，并作为民人施礼、学礼、行礼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对此，后世亦加以承袭和发展；五、是将节令文化生活与国之大事，即祀(祭祀)与戎(战争)密切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又反过来对此大事给予重要影响，后世更复如此；只是这一时期节令文化活动中的万物有灵观念、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与祭祀、太阳神崇拜与祭祀、阴阳五行学说和五行观念、节令的民间禁忌习尚等，在秦汉以后，对后世历代的节令文化、节令文化活动，一直存在着潜在和重要的影响。



　　总之，在先秦时期，作为天文与自然节律，生产与生活节律、社会与政治节律三者有机统一体的二十四个节令的核心，不仅得以最终形成，且其文化特色、个性，得以多元显现。而数千年来，中国古代，上自帝王群臣官员，下至庶民百姓，通过二十四个节令文化活动，所追求与企达的目标，则在于如何更好地“循天时”，而行政事、行农事、行人事、行祭事、行娱事、行宴事等等；其中，王朝虽有兴替更迭，但此一传统却传承不衰，且更形丰富，致使中华文明更具魅力、更得以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



　　在《礼记月令》篇中，对先秦时期的二十四个节令活动记述，最为详细和具体。对在位天子在每季、每月、每节令时的衣食住行，及其应施行颁发、用以指导庶民百姓生产生活的政令、农事生产、祭祀活动、军事征伐、禁忌与抚恤等等，均有明确记述。就内容而言，又可分为如下几大类：(1)天象月候(观其天) (2)物候表徵 (适其节) (3)天子衣食住行 (正其位) (4)政令 (施其令) (5)祭祀 (主其祀) (6) 农事生产 (导其民) (7)禁忌与抚恤 (播其恩) (8)军事征伐 (主其伐) (9)违时政令与危害 (行其度)等，现择其相关内容，介绍于后：



　　孟春正月的节令活动



　　政令(施其令) 　　　在这个月要举行“立春”仪式，在“立春”的三天前，由太史谒见天子，报告说：“某日的立春，旺盛之气在木。”于是，天子开始斋戒。在“立春”那天，天子要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举行迎接春天的礼仪。回来后要在朝中赏赐公卿大夫。命令三公宣布德教，发布禁令，褒扬善行，赈济贫困，下达到百姓中间。褒奖赏赐的施行，不可以有不适当的地方。然后命令太史依据经典，奉行道法，主持推测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使位置和轨道没有误差，不乱秩序，保持原来的旧法。



　　农事生产(导其民)        在这个月，“立春”、“雨水”时，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之气相互混合，草木开始萌芽。君王命令布置农事，命令农官住在东郊，安排修整耕地的疆界，检查修整沟径，认真察看丘陵、坡险、平原湿地所适宜的五谷作物的种植，将农事方法教授指导农民，都必须农官亲自安排。田地清理整修以后，先要确定种植的标准方法，使农民不致于迷惑。



　　孟夏四月的节令活动



　　政令(施其令)       在这个月要举行“立夏”的仪式，在“立夏”的三天前，由太史谒见天子，报告说：“某日立夏，旺盛之气在火。”于是，天子开始斋戒。在“立夏”那天，天子要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南郊举行迎接夏天的礼仪。回来后要进行赏赐，封建诸侯；褒奖赏赐的施行，要使百官无不喜悦。于是命令乐师教授联合礼乐，命令太尉引荐勇武，推荐贤良，选拔强壮。颁行爵位授予俸禄，必须符合职位。



　　此月，在“立夏”、“小满”节令时，天子要命令官吏巡行田地平原，代表天子慰劳勉励农众，不要有失时令。



　　孟秋七月的节令活动



　　政令(施其令)         在这个月要举行“立秋”的仪式，在“立秋”的三天前，由太史谒见天子，报告说：“某日立秋，旺盛之气在金。”于是，天子开始斋戒。在“立秋”那天，天子要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西郊举行迎接秋天的礼仪。回来后，要在朝堂赏赐军官、武士。天子要命令将帅选拔士卒、锻造兵器，训练勇武，以征伐不义的人。



　　此月，在“立秋”、“处暑”节令时，农官要献上新熟的谷物，天子要献祭到寝庙，举行尝新的礼仪。命令百官修补堤防，以防洪涝。



　　孟冬十月的节令活动



　　政令与抚恤(施其令)  (播其恩)          在这个月要举行“立冬”的仪式。在“立冬”的三天前，由太史谒见天子，报告说：“某日立冬，旺盛之气在水。”于是天子开始斋戒。在“立冬”那天，天子要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北郊举行迎接冬天的礼仪。回来后要在朝堂赏赐为国捐躯的人，抚恤孤寡的人。



　　此月，在“立冬”、“小雪”节令时，天子要命令主管湖泊的官吏水虞和渔师收取水泉池泽的赋税，不可侵害民众利益，而抱怨天子。



(四)《四民月令》与秦汉节令文化



　　秦汉时期，二十四节令文化更趋成熟、节令文化活动则更加多样化。对此，在《四民月令》、《淮南子时则训》、《逸周书时则训》诸书中，均有记载。



　　首先，在二十四节令的物候认识上，更加完备和科学，《逸周书》就将一年分为七十二候，每月六候，每候五天。如“立春”的物候为“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雨水”的物候为“獭祭鱼，鸿雁来，草木萌动。”“惊蜇”的物候为“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春分”的物候为“玄鸟至，雷乃发声，始雷。”而“立夏”的物候为“蝼蝈(即蛙)鸣，蚯蚓出，王瓜生。”“小满”的物候为“苦菜秀，靡草死，小暑至。”“芒种”的物候为“螳螂生，鹦始鸣，反舌无声。”“夏至”的物候为“鹿角解，蜩(即蝉)始鸣，半夏生。”又，“立秋”的物候为“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处暑”的物候为“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白露”的物候为“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差。”“秋分”的物候为“雷始收声，蛰虫坏户，水始涸。”又，“立冬”的物候为“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小雪”的物候为“虹藏不见，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闭塞而成冬。”“大雪”的物候为“鸣鸟不鸣，虎始交，荔挺生。”“冬至”的物候为“蚯蚓结，糜角解，水泉动。”等等。



　　其次，二十四节令文化活动更趋多元化。据《淮南子》、《四民月令》记述：孟春正月的节令活动发布政令“立春”的时候，天子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东部八里迎接春天的来临，并发布春天宽和的命令，布施恩德，进行庆善赏赐。减省徭役和赋税。



　　禁忌与抚恤      “立春”、“雨水”节令时，天子要命令百官，告诉百姓，禁止砍伐正在生长的树木，不能捣毁鸟巢，捕杀怀孕孵卵的动物，特别保护好幼小的麋和鹿。天子的节令政令还要求不要聚集大众，修筑城郭。要掩埋裸露在外的尸骨。



　　此外，在农事方面，《四民月令》载，“立春”时，农事未起，“扫除韭畦中枯叶”，并“命女工趣织布”，“命典馈酿春酒”，“可作诸酱、肉酱、清酱”。“雨水”时，“地气上腾，土长昌橛，陈根可拔”，“可种瓜，可种瓠，可种葵”，可种“韭、芥、大小葱、蒜、苜蓿、及杂蒜，可种蓼。”等等。



　　违时节令政令及危害       “立春”、“雨水”时，若施行夏季节令的政令，那么风雨就不能按时到来，草木提早枯落，国家出现恐慌。若施行秋季节令的政令，那么百姓中会发生大的瘟疫，狂风暴雨会一道来临，藜莠蓬蒿等杂草繁茂生长。若施行冬季节令的政令，那么雨水过量，就会造成大的灾害，寒霜、冰雹降落，春播作物就会没有收成。



　　季春三月的节令活动



　　此月有“清明”、“谷雨”两个节令，天子要在节令时举行祭祀礼仪，向祖宗的寝庙进献鳟鱼，并为麦子祈祷丰收。天子要命令主管官员，打开粮仓，资助贫穷，救济困乏之人。



　　在农事生产活动方面，《四民月令》则载称，三月“清明”节“令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椅箔笼。清明节后十日，封生姜”，至四月“立夏”后可芽生而种之。在“清明”、“谷雨”时，“杏华盛，可(    ) 白沙轻土之田 。可种缜禾，可种苴麻，可种瓜，可种胡麻，可种黍禾祭”，“布谷鸣，收小蒜。桃华盛，农人候时而种”等等。




(五)明清时期的廿四节令活动



　　明清时期，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后鼎盛时期，更是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转型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古代，由于二十四节令之事，是关系到“王事之本，群生之命”和“治国家”的根本大事，因此，历朝历代的“帝者之授时，王者之著令”，均纳入“礼”的范围，且有严格的规制，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对其实施，加以组织保障。明清两代，不仅概莫能外，且节尚令事的“礼定”更形完备。如对节令的礼仪和规制，则由礼部制订后，帝王裁定，从而成为宫中、百官、民人节令文化生活的准则。正由于清承明制之故，所以，在节令政事和诸多礼仪方面，多相沿于明代，虽有所变更，但大体上，却仍可由明而以观其清之节令体制。



　　明人冯应京在《月令广义》一书中，对二十四节令的文化与政事活动，以及明代相关的节令文化活动的礼仪，均有详细的记述。其中包括：节令活动“礼定”机构，节令贺仪，节令祭祀礼仪、郊祀，节令神祗之祭，节令旗(   ) 祭祀，节令有司祀典，节令岳镇海渎之祭，节令祭厉，节令祀社，节令宴享，节令服饰节仪，节令政事等内容。



　　明代节令政事活动



　　明代的二十四节令政事活动，内容丰富，不仅有其礼仪规制，而且多由天子亲自谕告或命官员颁施。它涉及刑狱、抚恤、养老、谕民、农事生产、社学诸方面。



　　节令刑狱       明代，明朝廷规定，每年的“立春”以后，“秋分”以前为禁刑时月。



　　节令抚恤      明代，许多州县均设有“养济院”，对孤贫老人进行抚恤。每年“清明”、“冬至”等节令时，官员及僧道、各乡里长祭祀社稷礼毕时，便将祭食稷饭，遍施“养济院”中孤贫无依之人，称为“设谷”。



　　节令养老    明初时，明王朝统治者每逢节令时，便颁诏天下，规定凡民人中，年龄在七十岁以上者，由朝廷许一丁侍养，与免杂务差役。后在节令时，又谕令，民人中凡年龄在八十岁以上者，由朝廷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岁以上者，每岁加给帛一疋、絮五斤。明成祖永乐年间后，此项举措作为节令文化活动的重要事项之一。



　　节令谕民     明政府规定，每逢二十四节令时，各级地方官员要通过“乡约”和读法令，讲“圣谕”等活动来谕民，即在民间，每逢节令，会集一乡或一社之人会讲，宣谕圣谕，晓谕民人要做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六条。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时，又令各处有司官员，每逢节令时，到学行香之时，令师生讲说《大明律》及御制书籍，俾使官员、吏员及合属人等，通晓法律伦理。以使他们能更好地处理政务，教化民人。



　　节令农事    明代，每年二月“春分”节令时，天子祭社稷，并行“耕耘礼”；三月“谷雨”节令时，由皇后亲蚕于西苑，以示对蚕桑农事的重视，并祈祝蚕事顺利，此为“亲蚕礼”。除此之外，每年二月至十一月中，每逢节令之日，由文书房向皇帝请旨，传宣谕一道，顺天府尹率宛(平)、大(兴)二县官自会极门领出，于承天门桥南面谕耆老，劝谕天下民人，不误农时，及时耕耘收割。如：
二月“惊蜇”、“春分”节令授时圣谕明武宗正德时期的谕令有：“说与百姓，每年春气发生，都要宜时栽种桑枣”；“说与百姓，每各务农业，不要游荡赌博”。



　　四月“立夏”、“小满”节令授时圣谕 明世宗嘉靖时期的谕令有：“说与百姓，每不许纵放头畜，作践田禾”，“各安本份，不要生事害人”；“耕牛出力最多，不许私自宰杀”；“田苗盛长，著尽力农务”；“用心耕耘耘锄毋荒”；“天雨润泽，正好上心农耘”；“用心耘锄，毋荒”。



　　八月“白露”、“秋分”节令授时圣谕　明武宗正德时期的谕令有：“说与百姓，每生理艰难，凡事务要节俭”；“田禾成熟，都要及时收敛”。明世宗嘉靖时期的谕令则有：“说与百姓，每都要省俭，不要大破小用”；“不许将耕种田地，投献势家”；“收获了田禾，都要爱惜积藏，勿贱弃了”；“秋收即毕，都要樽节用度，勿得浪费”；“秋收在迩 ，勿懒须勤”；将成收籽粒入仓，樽用毋延”。明穆宗隆庆时谕令称“谕与百姓，每目今禾稼成熟，都要及时收获”。明神宗万历时期的谕令更有：“说与百姓，每将成熟，籽粒入仓”，“田禾将熟，都要上紧及时收获”。



　　十月“立冬”、“小雪”节令授时圣谕  正德时期的谕令有：“说与百姓，每天气向寒，都著上紧种麦”，“各守本份，纳粮当差，不可误了”。嘉靖时期的谕令则有：“说与百姓，每桥梁道路，都要依时修理”；“天气寒了，父母有年老的，好好奉养他，莫教使冻馁”；“农工已毕，各务生理，不要游手好闲”；“今农闲时月，务要勤做生理，勿得游惰”；“须要昼夜巡逻火盗”；“天气寒了，父母老，好好奉养”；“早起晚眠，小心火烛防度”。万历时的谕令另有：“说与百姓，每如今农务已毕，都要安心营生，毋得妄费”；“民人都要樽节用度”；“民人收成既毕，各宜樽节用度，毋得浪费”等等。



　　社学节令活动    明初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命各地立“社学”，以教化民间子弟。每逢二十四节令时，社学亦有祭祀、教谕活动。



　　清代二十四节令的“礼仪”



　　清代，每逢二十四节令时，相关节令政事活动，基本上沿袭明代，但在仪礼规制上，除承明制外，有的则具新的特点，如在祭礼方面，即是如此。



　　节令祭祀仪礼    清代的天子，官员所行节令祭祀仪礼制度，多沿袭明代。据《乾隆会典》记述，节令祭祀中的园丘、祈谷、雩祭、方泽、太庙、社稷等祭为“大祀”即由皇帝亲自主祭。而对日月、天神、地祗、历代帝王、先师孔子、先农、先蚕、太岁等祭祀，则为“中祀”，它一部分由天子亲自祭祀，但大部分则由皇帝遣官致祭。皇帝在参加节令祭祀活动时，大祀前须斋戒三天，中祀前须斋戒两天。斋戒前一日沐浴，斋戒日不理刑名，不宴会、不听乐、不入内寝、不饮酒、不茹荤、不祭神 (即坤宁宫萨满教祭神)、不扫墓。祭祀时，祭品用牛、羊、猪和其它大批祭物，并有乐舞，其仪礼庄重、肃穆而虔敬。此外，节令时对先医、龙王等庙，贤良、昭忠等祠的祭祀活动，则称之为“群祀”。节令的群祀活动，则全部由皇帝遣官员进行祭祀，有一定仪礼，并有必丰、必洁的祭品和祭物献祭。



(六)廿四节令与节令鼓



　　在科技、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古代，人类的生存繁衍，对大自然的依附较多，因此，中国古代的先民们，一直对“天”“地”心存敬畏心理，甚至对大自然的现象风雨雷水，江河湖海皆各加以神化，设牌位、塑全身，加以祭奉。后来，人们通过观星象、察物候、记风雨雷电和冰雪的来临，而创订历法、分时段、设二十四节令，认为秦夏秋冬四季十二个月中，每半月，随着时空、物候的循环转换，而有所变化不同，这表明“上天”在这一时段在“下命令”要人们、让人们、允许人们做什么，不允许“子民们”做什么，春耕秋种、夏耘冬藏均依“时令”进行。而帝王则是“上天”在人间行令的代表和统治者，故贵为“天子”，即“天之骄子”之意。因此，每逢二十四节令时，要代天颁发圣谕、节令，要民人“应时”而劳作、生活，同时，还要对天神“祭祀”，感谢春夏秋冬的“准时”来临等等，其文化底蕴颇为深厚，绝非仅为历象学上的气候划分成果而已。基于科学与中华文化传统，自古以来，直至今日，人们早已产生共识，称二十四节令，而非节气。2001年12月31日晚，为迎接新年，北京鼓楼在沉寂百年后，则再度敲响25面架鼓，敲响《二十四节令鼓之冬》乐章。据鼓谱的作者－－中国中央民乐团打击声乐部首席宋啸林告诉记者，他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请教了很多老艺术家，终于创作出了专为鼓楼群鼓演奏的鼓谱：《报时108声》、《二十四节令鼓》、《欢庆鼓舞》。再如，北京的京城老字号－－荣宝斋，已有300多年悠久历史，20世纪上半叶，荣宝斋曾用中国传统的“木板水印法”制作过《七十二候诗笺》、《二十四节令封套》等，鲁迅、郑振铎先生曾称它为琉璃厂(即北京荣宝斋所在街区)诸笺肆中之“白眉”(即指同类产品中之佼佼者)，可见，“二十四节令”已成学术，文化专用之词；至于“节气”则指春夏秋冬四季的“季节时气”而已。



　　中国的鼓文化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且鼓类众多，有大鼓、小鼓、摇鼓、皮鼓、泥鼓、铜鼓、腰鼓、长鼓、手鼓等等。鼓的起源与制作，源于先民对天上与自然界的“雷声”、“雨声”的模仿和效仿；最早用于祭祀山川江河、上天诸神和祖先神灵的乐器。如《礼记月令》中，五月的节令政事，便有天子“要命令乐师整修摇鼓，大鼓和小鼓”；在“芒种”、“夏至”节令时，“要命令主管官吏为民众祭祀祈告山川百源，举行大雩礼祭祀上帝，采用盛大的音乐”的记述，便是明证。此后，鼓又用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除祭祀外的军戎征战之事：



鼓－－作为军乐乐器，每当军队与敌军作战征伐时，击鼓有指挥、报时、催征、奋进、激励、庆功的作用，更有娱乐的功能。



鼓－－有指挥全局的军事信号作用   又是渲染气氛，烘托氛围，必不可少的
催化剂。



鼓－－更有使全军将士，协同作战，共赴沙场，冲锋陷阵，慷慨赴死的凝聚与“认同”作用；它亦是“一鼓作气”，摧枯拉朽，使敌军心惊胆寒的绝佳进攻“武器”。



重－－鼓点的重，击出中华民族的魂魄。击出华夏民族的心声与坚毅斗志、决心和万难不屈的勇气。



轻－－鼓点的轻，引出华夏儿女的浪漫。点出炎黄儿女的柔情与浪漫、温馨、博大和以柔克刚的风采神韵。



鼓韵－－鼓点声声，是激励，是号召，是鼓舞，更增加凝聚力、活力、激情，增加并激起人们奋发向上之勇力、奋力、拼搏力。



　　由此可知鼓文化不仅与节令文化有密切关联，而且，它本身更是节令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给人们如下诸多启示：



1.        二十四节令反映中国古代先民们，对地球运转节律的科学认识，且以中原所在的江淮一带区域的物候节律为准绳加以界定。



2.        二十四节令反映出中国古代先民对年时节令的规律掌握，且以此界定规范群体和个人的生产、生活节律、使之“遵天命，行人事”，以促进农业文明的繁荣兴盛。



3.        二十四节令更反映出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治国安邦的目标出发，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以“遵天命，行仁政”，颁发应时节令政令，主动去应对“天时”，使之产生“地利”之效。



4.        在二十四节令的基础上，后来又派生、衍化出许多新的年节节日，如春节、元宵、端午、中元、中秋、重阳、腊八等以娱乐、祭祀、聚亲为内容的节日。这与民间风尚和统治者有意倡化有关，通过此“遵时令，睦亲情”之举，来企达“天时”、“地利”之后的“人和”最高境界。这更是古代中国“天人合一”、“培元固本”哲理思想的具体运作和最好实现。



5.        21世纪初，人类深审以往对自然环境开发、资源利用中的诸多“错位”、“缺位”、“越位”的失误，提出“保护环境”、“回归自然”、“关爱生命”、“可持续发展”等口号，这是人性的理性觉醒与复归。



6.        马来西亚的“廿四节令鼓”，本由陈徽崇、陈再藩两位先生作为开山鼻祖的精心创作和努力推动而起。早在上世纪的1988年，马来西亚新山中华公会所主办的第九届舞蹈节开幕仪式上，陈徽崇、陈再藩二位始创者捕捉了《九歌》的灵感而产生了《九舞》，从而以九鼓串击，遂孕育了“廿四节令鼓”的构思，而“廿四节令鼓”则正式成立于1988年6月12日，至今已度过十六个春秋。初时，新山中华公会联合新山五帮乡会，即福建帮、潮帮、客帮、广东帮和海南帮六个团体，各捐四面大鼓，合共二十四之数。每面鼓上分别由书法家题写二十四节令名称，即：立春、雨水、惊蜇、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组成“廿四节令鼓”。由于鼓队表演时，鼓声齐鸣，或鼓点清脆，或鼓韵浸人心 (     ) ，催人奋进，大有振聋发聩之效。致使该项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大马文化产物”、艺术“奇葩”，不仅风行全马，且流传盛行于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福建等地。二陈先生确有独创之功，且功不可没。“廿四节令鼓”的发明和推广，既是对中华文化的更大、更高境界的弘扬，对其文化“个性”的科学演绎，更是使之文化“本源”能在新时代中，人类面临新的巨大挑战时，提供新的选择和答案既与时俱进，更变化演绎，故方能结出新的文化硕果。



7.        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本来就是世界文明大体系中的“支柱”和有机构成部分之一，她的古老、博大、精深，早已为世人所公认。缘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今日更应加以弘扬与升华，已造福世界和地球的子民们。而通过集文化、科技、艺术、娱乐、竞技、表演诸多功能于一体的“廿四节令鼓”大众娱乐方式，来对此加以传播，无疑是雅俗共赏的最好途径、最佳运作方式之一。



8.        人类已进入21世纪，高新科技革命的曙光，照亮了人类的山山水水，催人奋进，催人创新。而高新科技如何与古代文明有机结合，各种文明如何更好地交流融汇，则是人所共同关注的课题。文明是没有国界的，文化与科技更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智慧成果。“廿四节令鼓”正是在此背景与呼唤下产生的，虽其简明，却寓深刻；虽其数限，却寓博大；虽其娱乐，却寓文化；虽其共乐、却寓同沐文化阳光。真可谓“功不可没，一鼓作气”，催人勇进，催人创新，去迎接新挑战、创造新业绩，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与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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